这个民营经济大市，为民企接班操碎了心

　　民营经济大市，怎样批量培养“接班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诗涵

　　发于2024.6.10总第114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宁波市“创业创新风云榜颁奖典礼”已连办了19年。今年，年年未曾缺席的雅戈尔“掌舵人”李如成没有现身，而是由他的女儿、副董事长李寒琼首登领奖台。这是稳坐宁波“第一把交椅”的民企，释放出的交班信号。同为纳税大户的海天塑机集团，也首次派出三代接班人张斌亮相。

　　包括雅戈尔、海天，2023年宁波共有20家民企上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截至2023年，宁波累计有民营主体134.1万户，占市场总量的96.7%；2022年，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65%的GDP、70%的税收、81%的出口、85%的就业岗位、95%的高新技术企业。

　　“当前，许多宁波民营企业已进入代际传承、新老交替的阶段，‘创二代’的传承与发展问题重要且紧迫。”宁波市委政研室产业金融处副处长付志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统计，宁波第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平均年龄已达63.5岁；未来5年，将有80%的企业进入交接班阶段，其中95%将选择代际传承。

　　宁波历来有重商传统，结合儒家文化、浙东传统商业文化和特有的海洋文化，这片土地诞育了“敢于开拓，勇立潮头”的文化传统。对于“民企接班”话题的探索，这里已有20年左右的历史。

　　如今，探索仍在面对新课题：当交接班进入高峰期，一座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民营企业的城市，怎样做好“民企接班”这件事？

2023年2月26日，由宁波市“创二代”联谊会、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宁波校友联络处主办的“享新知·2023宁波新春论坛”在宁波华茂希尔顿酒店举行。图/宁波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

　　寻找接班人进入高峰期

　　2023年初，年仅65岁的宁波杉杉股份创始人郑永刚突发心脏病去世，其32岁的儿子郑驹接任后，继母周婷对股权、治理权等多项重大事宜提出异议。这场争权风波，敲响了“突发式传承”的警钟。

　　“与‘突发式传承’伴随的是‘仓促式接班’。其中存在的巨大不确定性，可能让原来积累的矛盾集中性爆发，甚至带来后遗症。能否快速制定应急与传承方案，是此类企业成败的关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此，第一代企业家需要提前进行系统性思考与规划，并投入相应时间与精力。”

　　5月9日一早，120位一代、二代企业家和高管来到方太集团“求医问药”，他们来自浙江、北京、深圳等地，涉及制造、服务、金融等行业。“女儿刚从美国留学毕业回来，我干了大半辈子，关于接班的事却还没好好想过。”一位企业家说。

　　这是宁波家业长青学校创校18年来举办的第66期公益沙龙。下午是学校校长、方太集团名誉董事长茅理翔的授课环节。84岁的老人端坐台上，尽管眼睛已看不清，他仍然抑扬顿挫地演讲了40分钟。

　　1996年，他与儿子茅忠群共创方太集团，放弃了低毛利的点火枪行业，进军油烟机行业，做起高端厨电品牌。在“创业式传承”中渐渐交权的茅理翔，自2000年起四处奔波授课，并于2006年创办了家业长青学校，一讲便是近20年。

　　“成功的传承一般都是成功的转型。”茅理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及传承的本质，他认为：“传承是两代人共同的使命，企业家精神是最首要的传承内容。”

　　今年4月，宁波市委党校与宁波财经学院财富管理学院联合课题组的一项调查(下称“调查”)显示，未来5年，宁波将有80%的企业进入交接班阶段，其中95%将选择代际传承。

2024年新年期间，翁氏家族庆祝翁振涛创办的千普科技成立30周年。翁振涛(右)夫妇、儿子翁之旦(左)、孙女一起出席。图/受访者提供

　　翁之旦和翁振涛父子，每天中午一起去工厂附近的家里与翁之旦奶奶共进午餐，这一习惯已经保持了十几年。“饭桌上基本也是聊家里生意，有些不太好沟通的事，我更愿意在吃饭的时候讲。”宁波华液有限公司总经理翁之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求学、性格、志向方面，父子二人似乎一脉相承：毕业于浙江大学液压专业，个性沉稳，对公司的战略眼光一致。翁之旦2010年毕业回厂后，同父亲商量决定，公司应在液压阀领域拓展中高端市场，便开始带领新产品与高新技术的研发。

　　翁振涛今年64岁，现在每天仍然会在车间里走一走。翁之旦的顺利接班，也离不开父母的提早放权与铺路。2011年，他一上班就坐进了母亲李向红的总经理办公室，当时的企业高层都已50多岁。“高层那么多，年轻人怎么办？母亲一直在琢磨这些。”他表示，母亲提前花了几年时间调整架构，让老一辈逐渐退休，聘为公司顾问，并为自己组建了一支年轻化的管理团队。

　　“我运气比较好，母亲擅长做管理，企业分工一直比较明确。我很多朋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处理和公司元老的关系。”翁之旦说。

　　茅理翔曾归纳家族企业传承的“十大难题”，包括舆论压力、家族矛盾、元老阻力、两代分歧、父不交权、子不愿接、子不争气、多个子女、只有女儿、企业下坡。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茅理翔主张对“二代”施行“三三制”：“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在各阶段分别下放研发权、营销权、全面管理权。宁波家业长青学校执行校长范斌则建议，在实践中，“一代”可以将传承路线分为准备期、导入期、变革期、掌控期、升华期五个阶段。

　　尽管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在宁波经验中，“子承父业”仍然是当前最现实可行的选择，单一子女接班、多子女团队接班、媳妇或女婿参与接班等情况都较为常见。

　　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其他亲属接班，或者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背景下让子女与职业经理人共同接班，以及通过上市退出、出售退出等方式把企业交给社会。前述调查显示，在宁波成立5—10年的民营企业中，75.6%的企业会选择“子承父业+职业经理人”模式。

　　为帮助企业规范运行，协助企业传承或日常经营，纳入职业经理人是一种常见的选择。例如，2006年，宁波通用塑机董事长张宝法突然离世，年仅 25 岁的张允升在公司职业经理人的辅助下，顺利渡过了接班危机。

　　“在家族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角色隐于台后。与公共企业不同的是，除了强调专业素养、管理经验，家族企业还需要职业经理人像‘管家’一样，作为家族关系的润滑剂。”宁波财经学院财富管理学院副教授苏赛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职业经理人与家族成员在共同奋斗中会建立一定的信任，可能形成‘泛家族成员’的心理默契。”范斌表示。然而，在现阶段，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推进交班的模式尚未进入主流。

　　政企互动的20年

　　位于宁波北部、毗邻杭州湾的慈溪市，从2005年起研究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问题，也是“‘富二代’向‘创二代’转变”这一口号的诞生地。

　　在慈溪市委统战部的支持下，茅理翔分别在2006年、2007年做了两件事：筹建家业长青学校，举办国际家族企业论坛。

　　“当时，不论是企业家、学术研究专家、官员，大家都提到一点，就是要在这片创业的沃土上，种下传承的种子，把企业都做成百年老店。”茅理翔说。在他的回忆里，自2007年7月担任慈溪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的黄建岳，每一场活动，基本必到。

　　现如今，黄建岳已经退休，担任慈溪市新生代企业家培育工作顾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社会、企业、政府三层面的原因推动了“创二代”概念的提出。

　　2006年—2008年，报刊、广播电视上关于“富二代”“败二代”的大量负面新闻，如飙车、吸毒等，导致社会质疑“二代”的能力，但其中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同时，改革开放已将近30年，慈溪市工商联在与一代企业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产生了把家族民营企业传给子女的愿望。

　　“当时，民营经济对慈溪各指标的贡献均超过90%，政府必须强调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考虑民营企业家的健康成长，这是发展的根本。”2022年，慈溪GDP位列“浙江第一县”，全国县市第6名，现有民营企业2.4万家，贡献全市约80%的GDP和91%的税收。“因此我们提出，‘富二代’要向‘创二代’转变，强调要‘创新，创业，创未来’。”黄建岳说。

　　2009年，茅理翔带着学生们参加夏季天津达沃斯论坛。“‘二代’们群情高昂，他们希望能创办一个能经常交流学习，并能与政府对话的平台。”2010年7月，作为试点的庵东镇“创二代”联谊会成立，经过一年的验证，2011年6月，慈溪成立了全国首家县级“创二代”联谊会组织。

　　在慈溪市委2011年印发的《关于做好“创二代”培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创二代”被定义为以传承家业的年轻工商业经营者为主体，包括年轻的本地自主创业人士、高层次专业人才、在外本籍创业人士等组成的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的群体。

　　以传承和创新为主线，“创二代”联谊会由80%的接班二代、20%的创业人士构成。黄建岳回忆，联谊会最早有83位理事，慈星股份董事长孙平范任会长，方太集团董事长茅忠群任常务副会长。

　　涟漪效应也随之而起。2012年12月，宁波市“创二代”联谊会成立；2013年1月，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成立，同年9月和12月，杭州市、衢州市也相继成立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如今，在慈溪，“创二代”联谊会已更名为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覆盖了19个镇(街道)。由市委统战部牵头，组织人社、团委、侨联、工商联共同参与，青企协、海创会、高层次人才联谊会也相继成立，新生代联谊会会员数已达1138人。在宁波市级、浙江省级层面，也很早就实现了组织架构的全覆盖。

　　“不过，政府的引导与服务还有待加强。”宁波财经学院财富管理学院副教授苏赛尔研究认为，一方面，调动资源还不够，市经信局、科技局、人社局、社科院及各高校参与不够，尚未形成全社会支持的氛围；另一方面，系统谋划、协同推动机制尚不健全，各部门资源整合不足，工作交叉多，影响企业家参与积极性。

　　“另外，也偏重对‘新生代’的培养，对‘创一代’的引导办法则不够，引导帮扶效果不显著。”她补充道。

　　要在转型中完成传承

　　18年来，宁波家业长青学校接触了700多个家庭、1000多个“企二代”样本。基于对宁波样本的观察，范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以前，最大的难题是“子不愿接”；2012年—2016年，热门话题则是“‘二代’接班如何创新与转型”；2017年以后，随着越来越多“90后”入局，开始普遍地面临“文化融合”的问题。

　　“新生代多数有海外留学背景，普遍面临中西融合、两代融合，以及与社会和企业融合的难题，在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经验阅历甚至思维方式无法适应。”方太学校执行校长高旭升表示，他们最主要的心理诉求是“希望构建两代平等的人格互动模式”。

　　两代人之间常见的“摩擦”可分为企业、家庭两大维度。一是在企业的发展、理念、花钱、管理、投资方面发生分歧，二是家庭观、婚姻观、财富观、教育观、是非观方面存在差异。“接班的责任在‘一代’，使命在‘二代’。”范斌说。

　　对于“使命”，不同年龄段的受访‘二代’们持有一种共识：基于自己的能力圈和企业发展需要，判断接班的时机与方式；如果答案是“不适合”，他们往往会另起炉灶，先完成自己的“从0到1”。

福山纸业与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共建的福山创意学院内，学生向叶凯峰(左二)介绍作品。图/受访者提供

　　2005年刚从英国毕业返乡，按原定计划在父亲的纸板制造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叶凯峰，有一天忐忑地告诉父亲叶国奋：“我不想接班了，我要去做农业，去养猪。”

　　留学的见闻使他坚定看好有机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潜力，叶凯峰与人合伙承包了慈溪沿海一片500亩的盐碱地，在2008年建起一座年出栏2万头猪的养殖场，3年后又建起一片有机蔬菜种植基地。这则非典型“80后企二代”的创业故事在当地走红，叶凯峰也被家乡人亲切地称为“海归猪倌”。

　　叶凯峰当年没有告诉父亲的“隐情”是，进入公司后，尽管他与身为总经理的姐夫并无理念冲突，公司的元老们却“默默选边站，隐约分成两个派系”。“这并不利于公司的整体发展。”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在当时接班完全不是时机。公司主营传统配套型业务，更需要的是稳定发展，所以我宁可退出，去创业锻炼自己。”

　　直至2012年，叶凯峰才正式接班，带领公司转型“新零售”进军纸箱领域，并推动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和上市计划。“父亲起初坚决不同意，认为上市是把企业卖掉，我也做了10年的思想工作。”

　　在宁波余姚长大的陆怡臻，“反叛”精神萌芽得更早。16岁，由于无法从父母处要到任何生活费，她从高中就开始打工兼职、自主创业。

　　“你骨头这么硬，决策力这么强，那你一个人去杭州吧，不听我的话，就去外面自己想办法。”2013年，得知女儿已经从英国退学回来，自行考进了中国美院附中，陆炅极其生气。在陆怡臻眼中，掌管高端制造企业的父亲朴素节俭，要求严格，商业敏锐度和研发能力强；自己从小受到熏陶，经常参与家庭的商业话题讨论，也形成了“格外要强，越挫越勇”的性格。

陆怡臻在上海财经大学分享二代接班的经验。图/受访者提供

　　陆怡臻最初在杭州刚开的“淘宝一条街”接单，在人人网、微博售卖网红同款。后来，她通过代课积累了经验与关系，在教培风口入局了艺考培训和升学教育，一度在全国开设了208家加盟学校。

　　两件小事促成了陆怡臻与父母的和解：2018年暑假，她带着单店营业额600万的成绩回家，“爸妈当时都惊呆了”；还有一次，父亲朋友的孩子成为她的客户，经她规划的结果令对方家庭感念，也让父亲真正对她刮目相看。

　　2023年，茅理翔告诉犹豫不决的陆怡臻：“一定要回去，如果现在不回去接班，再过5年，企业情况就又不一样了。”今年初，她回到浙江泰索科技，帮助父母打理事务，推动上市计划。

　　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转型升级、治理现代化、应对国际竞争等重担也落在了“二代”的肩膀上。“尤其以制造业为例，在传承行为更复杂，人员众多，分工细致，对管理的依赖程度更高的民企，‘二代’被要求成为全能型人才。”高皓评价道，“在外，企业受科技变革和数字化冲击较大；在内，‘二代’对制造业的兴趣志向和管理能力也是重要考量因素。”

　　据《2024中国民营经济百强产业集群研究报告》，宁波在14个浙江省产业集群中占有3席，包括汽车及零部件、磁性材料和智能家电产业集群。

　　“电商在当时处于井喷期，我想从一个自己有一定认知，又容易出成果的赛道出发。”2017年，从英国毕业的沈泽进入了父亲创立的宁波卡帝亚电器，带领企业成为慈溪最早入局电商的家电企业之一。

　　电商带来的供需结构变化，改变了产品设计、供应链管控能力、企划营销方面的业态，新的业务持续增长，旧的业态则逐步完成过渡。“父亲也逐步把各个业务模块交出，现在公司的中高层也多是我当时引进来的。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我们在转型中完成了传承。”沈泽表示。

工作中的沈泽 (右一) 。图/受访者提供

　　后来，意识到与行业头部公司在品牌化方面的差距，沈泽决定推动企业向智能化中高端转型。这一想法也推动了企业在产品线、供应链能力的转型，对流程和体系的信息化再造。近年来，随着内销增长趋缓，他又锚定了海外市场，转向跨境自主品牌出海。

　　家业长青学校建议，新生代可以通过增量切入、优势切入、关键价值部门切入、新项目切入四种方法导入企业；对于中小企业，鼓励从市场营销切入，了解行业、市场和客户。

　　这也正是陆怡臻的想法。“高端制造业是一个需要寻找市场夹缝的行业。‘二代’一定要拿成绩说话，最快的可能就是营销端。”她强调，要搭建一个和公司固有销售团队不冲突的新模式，“为了保持30多年来的生态平衡。他们的客户我绝对不碰，我要开发新的渠道和客户，把自己的团队规整好，再去赋能整个公司。”

　　“不管是守业还是创业， ‘二代’必须具备从0到1，1到50再到1000的能力。只有比父母的能力更强，才能真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带领企业迈向更大的跨度。”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

　　1999年出生、作为宁海老字号月饼的第四代继承人的王甜田，小时候并没怎么考虑过家里的生意。在她的回忆里，手艺人的日常就是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一到节假日，我早上四五点就得起床跟着父母进城。别人问我家里是干吗的，我只说是做月饼”。

2023年2月，王甜田 (中) 代表公司领取宁波老字号证书。图/受访者提供

　　毕业于旅游管理专业的她，经历了疫情影响下的旅游行业，“双减”政策下的教培行业。2022年7月，王甜田依照惯例回家里帮忙，偶然间在抖音发布的一个视频，让她在同城团购上卖出了7000单月饼。“一开始尝到的甜头，让我非常坚定地要把这件事做下去。”从太公开始，家族的手艺已经传了百年，她也决定，要把百年的月饼铺子，变成真正的百年品牌老店。

　　实际上，父亲很早就有了做规模化工厂的愿望，二人商议后，2023年3月，她独资注册了宁波杉通食品有限公司。在最忙碌的7—8月，她完成了1500平方米厂房的装修落地，忙于设备引进、参加展销会和培训、做设计、准备品牌物料、筹备直播间、申请非遗⋯⋯

　　“我们性格太像，小时候一坐下来就会吵架。现在，我可以和他坐在一起聊天很久，和父母成了朋友。”她说。

　　中国式传承方法论，在哪儿？

　　接班不是唯一的选择，还有一部分的一、二代企业家，已经考虑放弃“传承”这件事。“传承要看孩子有没有兴趣，如果没有兴趣，企业和孩子不能捆绑在一起，考虑采用外聘职业经理人的办法。”一家生物公司的董事长说。

　　2011年，陈逸谦研究生毕业，他告诉父母自己想去上海找工作。“父母其实也清楚，企业实在已经不怎么挣钱，劳动附加值低，产值太小，接班的意义不大。”他说。如今，他已是宁波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高管，家里的决策也已达成一致，最终会考虑卖掉公司。

　　海运公司“二代”鲍银涛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形容自己为“跑偏了的二代”。2012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先创业做了5年的连锁餐饮公司，如今在宁波通商集团控股的一家科技公司任市场总监，公司业务是面向政府、企业的数字化管理系统。“我如果只做海运企业，不一定会很好，但现在的工作可以让海运成为我们软件的应用场景之一。”他说。

　　“家族成员可以只采用控股的方式，也属于家族的资产。在尊重现代企业制度的视角下，企业的发展应当是多元化的。”宁波财经学院财富管理学院副院长李书彦评价。

　　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委托代理成本高企、专业服务机构不够成熟规范等难题。家业长青学校的案例显示，3亿—5亿规模的企业对于3—5年任期内的职业经理人感到满意的概率仅占1/8左右，企业“请不起，用不好，培养不出来”。

　　同时，宁波市场上的家族信托、家族办公室等专业服务机构业务相对单一，难以满足财富管理、家族治理、企业经营等多层面需求。

　　另一方面，从狭义的角度看，放弃“代际传承”的选择，也意味着家族“百年老店”的流失。“中国要真正强大，必须造就一批世界级的、具有家国情怀的百年老店。”茅理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追求百年老店始终是一个长期奋斗过程。要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必须有一整套关乎家族治理、企业治理的文化体系、制度体系。”

　　2022年，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已超5200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8.4%，吸纳就业占全部企业就业人数的79.4%。从传承的视角看，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更大。

　　“中小企业必须借助新老交替的阶段，找到转型的机会。如果大部分企业随波逐流而式微，寻求资产退出，久而久之，一个地方的产业竞争力会下降，创新创业精神也随之衰减。”范斌说道。

　　他还表示，浙江省其他民营经济发达的城市，如台州、温州、金华等，也都存在被上海、杭州等城市“虹吸”的现象，“由于地域产业、人才结构的差异，许多浙江的企业会跨地域管理，将销售公司、研发公司放在杭州，工厂放在本市。这些现象在未来就会影响本市的企业结构。”他说。

　　同时，中小企业仍然缺乏本土经验的指导。“中国式传承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本土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理论成果较少，缺乏系统性理论。”茅理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只是在宁波，全国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当前都还没有形成一套关于如何治理、传承、培养接班人的方法论，缺教材、缺标杆、缺导师。”范斌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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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