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06 04:07:24 来源: sp20241206
在山西博物院的“民族熔炉”展厅内,一对光彩夺目的鎏金铜樽引人注目。器身遍布精美的图案:既有草原山林中的虎豹熊罴、骆驼羚羊,也不乏中原文化中的九尾狐、羽人、仙兔等神话生物。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原元素与草原风情同时出现在这件铜樽上?
▲胡傅温酒樽,通高24.5厘米,口径23.4厘米,共2件,尺寸、形制、纹饰相同,通体鎏金。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胡傅温酒樽器身图案既有草原山林中的虎豹熊罴、骆驼羚羊,也不乏汉文化中的九尾狐、羽人、仙兔等神话生物。01 右玉县“重生”的“双生子”
1962年9月,山西省右玉县大川村。大川村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和村中儿童在村子南部佛殿坪的山沟中,发现了一批极为精美的铜器,随后这批铜器被运回山西省文物管理工作委员会。
这批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如同孪生的圆柱形温酒樽。在温酒樽的口沿和器盖上刻有汉隶铭文“中陵胡傅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另一件多刻一个“二”字。
▲胡傅温酒樽口沿处刻有铭文。根据温酒樽上的“河平三年”铭文可知,这对珍贵的温酒樽是在西汉时期的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铸造的。“河平”是汉成帝刘骜的第二个年号,其在位期间从公元前33年持续到公元前7年,见证了西汉中期的繁荣与变迁。这对温酒樽不仅是汉朝工艺美术的杰出代表,也是那个时代的静默见证者。
▲胡傅温酒樽铭文记载其铸造年代为汉成帝在位期间。图为汉成帝延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图片来源:陕西汉中消防公众号)铭文中的“中陵”是地名,属于并州刺史部雁门郡,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南部;温酒樽出土的地点正是在右玉县大川村。此地在汉代属于中陵县,铭文所记载的地名与出土地点相吻合。
▲铭文中的“中陵”西汉时属并州刺史部雁门郡,今山西省右玉县南部。(图片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西汉时期,雁门郡位处汉朝的北方边陲,与匈奴相连。为使边塞和谐稳定,西汉王朝采用了诸多有效的民族政策,为日后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奠定了制度基础,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和亲政策和纳质制度。汉成帝时期,匈奴复株累若鞮单于继承其父呼韩邪单于之位,仍娶王昭君,并遣子入侍汉朝为质。
▲2023年9月26日,“昭君和亲”沉浸式演出亮相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歌舞的形式再现“昭君和亲”的历史事件。 中新网 记者 刘文华 摄和亲的同时,汉朝向匈奴提供物资,并且开放边境市场。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明年(河平二年),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在两汉时期,面对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内附群体,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待政策,加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实现国家的长期安定。这些政策不仅体现了两汉对内附胡人的宽容和包容,也展现了古代中国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智慧和策略。《汉书·成帝纪》记载:“(河平)四年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二月,单于罢归国”。而铸造胡傅温酒樽的“河平三年”,正是匈奴和西汉王朝和平相处的年代,而其制造的地点,同样也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汇融合之地。
▲“塞上绿洲”山西右玉。辛泰 摄右玉地区,自古便是中原农耕与北方游牧文化汇流之处,是中国古代文化融合的重要舞台。作为辽西、中原与河套三大文化区的汇聚点,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地理范围,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02 华美纹饰呈现的文化交融
酒樽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汉代,酒樽的使用更为盛行,其用途也更为广泛,不仅用于盛装酒水,还用来温酒或保持酒香。
胡傅温酒樽通体鎏金,少部分鎏金磨损,露出底部的铜胎,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器身上磨损划痕。器身通高24.5厘米,口径23.4厘米,壁厚0.4厘米。下为三熊足,腹部两侧有对称的铺首衔环。三熊足作蹲踞状,两爪置于膝部。铺首衔环为兽面纹,头戴三山冠。
▲胡傅温酒樽器底的熊形足。 ▲胡傅温酒樽腹部的铺首衔环。器身上的图像,是以圆润有力的浮雕刻模法铸成。其器盖有两圈环带,一条是器盖的边缘,另一条在器盖中央,将其分为内外两个区域。内区器盖中央为柿蒂纹,顶部有一提环,柿蒂纹外对称有两虎和两短尾兽(或为罴,熊的一种)。虎身上雕刻有条纹,短尾兽做回首状,身上刻有拟毛发的点痕。外区有三个凤型钮,呈60°角平均分布,将外区均匀分为三个区域,钮之间各有一条龙,同样也是浅浮雕加阴线刻的手法表现。龙躯中间一小段没于水下,并刻画了水的波纹,极富动态地描绘了龙潜入水下又浮出水面的状态。器盖内残存有彩绘鸟兽纹,首先用墨线双勾,然后再装填彩色,最后施一层朱漆。在两器的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均刻有隶书铭文“中陵胡傅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
▲胡傅温酒樽器盖外区的凤型钮。 ▲胡傅温酒樽盖子上的出水龙纹。器身的图案被一条环带分为了上、下两个部分,周身装饰着精致的动物图样,刻画细腻,神态生动,每一个细节都饱含力量与美。器身的动物形象分为两类,第一类为较为写实的动物形象,如虎、熊、鹿、骆驼、鸟、猴子、猎豹、牛、羊。其中牛、羊、骆驼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财富的主要象征,特别是双峰驼图案的出现,更是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贸易往来频繁的例证。另一类是羽人、九尾狐、凤鸟、手持仙草的异兽等传说中的形象,这些图样生动地反映了汉代的升仙信仰。
▲胡傅温酒樽器身上部的双峰驼图案、凤鸟图案。 ▲胡傅温酒樽器身下部的羽人形象。胡傅温酒樽上精细雕刻的纹饰,不仅展现了虎、豹、熊罴、骆驼、羚羊等北方草原山林中的野兽,体现了游牧民族对自然界深刻的观察与尊重;同时,也细腻刻画了九尾狐、羽人、仙兔等汉代神话中的神仙形象,描绘了汉人对超凡脱俗、追求长生不老的向往。这种艺术上的融合,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结合,更是深层次文化观念和审美理念的交流与融合,体现了汉代中原文明与周边游牧民族之间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互动。在这片古老的铜胎上,每一处纹饰都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不同文化,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文化艺术交融的瑰丽景象。
03 温酒樽背后的民族交融
在古代中国的浩瀚历史画卷中,胡傅温酒樽以其别致的魅力,讲述着民族融合的故事。见证了汉朝时,中原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启发,边疆的粗犷与中原的精致相互映照。铜樽上虎豹与羚羊的共舞,九尾狐与羽人的共鸣,不仅仅是自然与神话的交织,更是一个关于中原与边疆、农耕与游牧深层次交流的故事。
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在地理上交错而居,文化上相互吸纳,经济上依存共生,情感上紧密相连,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胡傅温酒樽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与和平性。通过胡傅温酒樽,我们得以窥见古代中央统治者在民族政策上展现的智慧,使不同文化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也丰富了中华文化,为中华文明的持续繁荣注入了活力。
(本文胡傅温酒樽图片均为作者本人拍摄。)
(作者单位:武闻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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