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如何与古为新

原标题：古代文论如何与古为新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如果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出版《中国诗论史》、中国本土学者陈中凡先生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算起，可谓成果丰硕。今天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不仅有本土学者的大量成果，涉及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批评家、重要篇章、通史、专史、范畴、命题等方面的内容，而且还有柯马丁、宇文所安等海外学者的著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对文明互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进一步研究，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从研究的层次与结构来说，此前沿用的是传统的文献整理与人物典籍梳理论述的方式，关注较多的是人物、著论、观点、文献的层面，而对于这些背后的思想、范畴、命题、关键词，特别是摆脱西方学科分类的框架，跳出既有的文学理论模式，从中国古代文论与相关的学术部类之间的联系，从经史子集四部既分判又联系的视角去研究、探讨基本无涉。而现在许多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开始从交叉互动的角度来观察与展开，尤其是许多年轻学子在他们的硕博学位论文中，较多地从经学、史学、子学、集部形态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去解析，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小觑，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研究深度与贯通的不足。当前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表面描述、文献堆砌与搬运比较严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是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献本身毕竟不等于理论研究，而且有些研究本身就是从玄理出发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来源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本身是一门义理之学，是思辨之学，两汉经学执着于注经与文献，而魏晋经学玄学化的色彩非常浓厚。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空言说经，抛弃两汉烦琐注经、沉迷文献的倾向，探讨义理之学，受到后世诟病，但是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本末有无之辨、言意之辨、才性之辨的影响同样毋庸置疑，刘勰《文心雕龙》受到王弼易学的泽溉是十分明显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创新既依据当时出现的文学现象，也依赖理论观点与方法上的成功，例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严羽《沧浪诗话》、王夫之《姜斋诗话》等。况且当今古籍数字化与人工智能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传统文献整理的一些功能早已为它们所替代，古代文论的重点转移到理论本身的研究方面，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第二，研究立场和态度的平面化。许多人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只是将其当作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平台，缺少敬畏，缺少人文情怀。现在一些读古代文论硕博学位的人只是把它当作敲门砖。这种研究本身就是不符合古代文论的研究立场、态度和精神的。因为古代文论的研究还是像刘勰《文心雕龙》里面所讲“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他是要寻找一种文心，重构文学精神。还有，现在古代文论研究过分项目化的倾向十分严重。我认为参与项目研究对古代文论的研究是有推进作用的，但是过分项目化，肯定会跟古代文论的治学精神相背离。

第三，中国古代文论的高校教学情况还需改善。古代文论作为一门传统文化的重要课程，融中国文学与哲学、美学等为一体，是基础性与应用性的统一，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与专业知识提升极为重要。

当今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最重要的并不是学术范畴的改进，而是加强古代文论与当今文论的对话与互动，呼唤中国古代文论原有的忧患意识与人文情怀。中国古代文论重要作品往往是在文化裂变与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其时人们的文艺观念与创作反映出内心的忧患与痛苦，而文艺作品成为这种社会心理的宣泄载体，文艺评论则是这种心理的转化与升华。例如孔子、孟子对《诗》《书》、礼乐的评论，影响到当时的文艺走向，影响到后世中国古代文论的主流观点；而老子、庄子对于文艺现象的批评，更成为后世文艺理论批评的另类声音，触及文艺的深层次问题，彰显出心灵与精神的自由性，而汉代关于屈原与《离骚》的评价，对后世的文论影响很大。六朝时期的文论，深入文艺的核心问题即文艺的独立与人生的觉醒，促成文论与美学的自觉，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价值、范畴的系统构建，奠定了六朝之后中国文论的发展格局。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在面临挑战与裂变时，有责任心的士人的理论贡献与人格彰显。陆机《文赋》的书写是基于“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也就是忧患于风雅传统的泯灭；《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在《序志》中感叹：“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唐宋诗文革新理论也是产生于当时的文化衰落危机，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表达了这一思想。古代文论最有价值与意义的是其中的精神价值，而不仅仅是知识结构。

古代文论的多维研究也需要我们大力开拓格局。需要我们在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大力向前拓展，这些方面的问题应当引起关注。

传统古代文论的文献整理，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可以收集与整理的空间并不大，那些为整理而整理的文献工作，应当加以压缩。因为许多所谓的文献整理，一是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二是为整理而整理反而会湮没真正的古代文论经典的价值，导致良莠不分，占用了许多学术资源。虽然在古代文论的文献整理领域，这些问题并不突出，但是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古代文论传统著论的整理与研究仍应加以推进，对一些经典的研究，包括文献方面与理论观点、学术价值的探讨，仍然应当继续加大研究力度与深度，例如对于《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原诗》等经典的文献考证、理论价值等方面的研究仍需加强。

古代文论当前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是重回中国固有的学术体系与知识体系，从四部之学的维度去观察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或者中国文学批评本来是一个借用西方文艺学来指称与研究中国固有文论资源的学科概念，对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构很有必要，也是大势所趋。但是久而久之，造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固有文化形态的丢失，遮蔽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特色与自有的知识体系，出现了喧宾夺主的倾向。因此，目前对于中国固有的文论体系加以重新认识与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这不是什么失语症的问题，而是返本归宗、文明互鉴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的建设必须借鉴西方文论的学科体系与话语形态，这是没有疑义的。近现代以来的王国维、宗白华等人已经开启了这种通道。但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既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更应获得尊重与确立，中国古代文论有着成熟的知识体系，但是长期被西方文论所淹没，乃至现代许多年轻学子与研究者对此知之甚少，应当激活其中的核心价值理念。

中国古代文论是从经史子集四部形态衍生出来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首先应当从大文化的视野去认识与研究，加强学科之间的互融互渗，跳出以往从西方文论的窠臼去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思路，这也是难点与重点。从目录学来说，古代文论最早列入《汉书·艺文志》，后来的《隋书·经籍志》列入集部的总集类，清代《四库全书》把它单独放在集部诗文评中，是多学科交融的产物。然而，中国学术的妙处在于它的互融互渗，而不是如西方学术那样强调文史哲分类的严密性。中国古代文论的很多的精髓并不在集部中的诗文评当中，而是在经学、史学与子学中，比如十三经中的《周易》《诗经》《尚书》《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这些经典对中国古代文论基本价值观与视野方法的影响比诗文评有时往往更为深刻，诗文评中的许多观点是直接从那里转化而来的。十几年前，我参加了社科院文学所召集的一个会议，讨论诗文评与文艺学的关系，大家认为中国古代的诗文评与西方文艺学可以互相参照，但并不等同于西方文艺学。我和我的老师蔡钟翔教授合作写过一本书《中国古代文艺学》，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可以与西方文艺学相比照，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和西方的文艺学相比，受经部、史部、子部的影响更深，西方的文艺学则强调自身的形态和构架。所以我觉得中国古代文论的多学科交叉，经、史、子、集互动的这个特征还有待拓展。既要研究它与其他学术领域的关系，更要从整个国学的大视野中去认识与探讨中国古代文论问题。前辈学人已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表率，例如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中对《文心雕龙》篇章的解析，贯穿着整体学术观的视野与理念，这比我们今天囿于文学方面的分科治学更切中肯綮。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对于中古文学的研究，比诸现代的文学研究，视野更为宏阔，观点更为深刻。这些研究，能够“振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应当借鉴这种总体性的学术观念。

站在文明互鉴的高度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可谓恰逢其时。鲁迅认为《文心雕龙》这样的诗文评代表作可以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赞之为“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则”。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引起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同时，中国学界也运用中华思想术语研究、关键词研究，与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对话，使中国古代文论进入世界文明构建的领域，这是一项划时代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工程。中国古代文论素有和而不同的传统，如今进入文明对话与互鉴，将更加彰显其中的价值与意义。我参加了十年之久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中文艺术语的主要编写工程，深感中国古代文论真正进入东西文化互鉴领域，与传统的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相比，更加艰巨、更有价值。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把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中的文艺卷加以分类，但是文艺部分的分类确实很难，是按西方的文艺路径来分，还是按中国固有学术分类，可谓众说纷纭。按西方的分类，就是我们上大学时候学的分类法，例如本质论、价值论、创作论、鉴赏论、形态论等。另外，按照中国古代的范畴分类，分成文道、文心、文体、文术等，这也是一种分法，也是一种挑战。总而言之，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部类，在当今只有与古为新，方能生生不息，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者：袁济喜，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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