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匈奴和突厥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正道”专栏之 ⑫

　　匈奴、突厥是汉唐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在与中央政权频繁的接触中，双方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加深。纵观历史发展，匈奴、突厥与中央政权虽有过短暂的博弈、冲突，但团结凝聚、交流交融始终是二者关系的主要发展方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匈奴、突厥逐渐接受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在政治、思想等方面均以中央政权为正朔，表达对中央政权的高度认同，与生活在中原的各族人民交流融合，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匈奴与汉：从“不受正朔”

　　到以汉为正统

　　匈奴是我国古代生活在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具有悠久历史。根据《史记·匈奴传》记载，其先祖是夏后氏之苗裔。夏商周时期，匈奴与中原地区就存在着联系。秦汉以后，匈奴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从地处边缘的游牧部落逐渐融入华夏文明圈之中。在此过程中，先后涌现了呼韩邪单于、王昭君、刘渊等历史人物，他们在加强匈奴对中央政权的归属、认同和民族融合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曾经雄踞北方草原的匈奴发生了内乱，新兴的五大单于势力虎视眈眈地盯着单于宝座，彼此间互相攻伐。频繁的战乱和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广大匈奴部民生活极度困苦，上层贵族又对平民的苦难视而不见。此时的部民多么希望能够出现一位有勇有谋的杰出领导者，引领他们脱离绝望的环境。

　　从五单于中脱颖而出的呼韩邪单于，为了帮助部民摆脱困境，做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决定——带领匈奴部民归附汉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韩邪单于上书汉朝皇帝，表达了请求归附汉朝的强烈愿望。汉宣帝对此非常高兴，并在回信中对这位深明大义的匈奴单于表示欢迎。

　　在庆祝匈奴归附的宴会上，汉宣帝特意将呼韩邪单于的位置列在诸侯之首。见此，呼韩邪单于深受感动，当即承诺愿世世代代为汉朝守护北部边疆，促进汉匈和睦。随后，汉宣帝亲自授予他“汉匈奴单于玺”金印，以此确立汉朝与匈奴的君臣关系，表明了匈奴是中央政权藩属的政治地位。为了进一步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长安朝见，表达了与汉朝和亲的愿望。汉元帝同意了这一请求，决定将宫女王嫱(即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为妻，并将年号改为“竟宁”，以示庆祝。呼韩邪单于对此深表感激，并承诺愿意永保汉朝边疆。

　　深秋时节，王昭君踏入匈奴地界，北方草原天空中南归的大雁勾起了她浓郁的思乡情结。但为了国家和平、汉匈和睦，王昭君毅然继续前进。嫁入匈奴后，王昭君被封为“宁胡阏氏”，她待人温和友善，关心匈奴部民，并为他们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礼乐文化，赢得了匈奴人民的爱戴。呼韩邪单于去世后，王昭君遵循匈奴习俗，复嫁呼韩邪单于长子复株累单于，直至病逝匈奴。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为国家和平、民族和睦作出巨大贡献的女性，将其事迹改编为文学作品“昭君出塞”，流传后世。在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的共同努力下，汉朝和匈奴之间实现了长达六十余年的和平与安宁。

　　

　　▲呼和浩特市昭君博物院之和亲雕像(图片来源：呼和浩特市昭君博物院)

　　如果说以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和王昭君出塞代表了汉匈和睦及匈奴对中央政权政治上的归属与认同，那么两晋时期，以刘渊为代表的匈奴人则代表了匈奴在思想文化上的认同。

　　刘渊，这位出身于新兴郡(今山西省忻州市)的匈奴人，是东晋十六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自幼好学，他得到了上党名士崔游的赏识，并成为其学生。刘渊不负师望，长大后精通五经、史书，儒学中的“大一统”和“正统”观念更是得到了刘渊的认可，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政治抱负。晋末天下大乱，刘渊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起兵反晋。

　　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登基称帝，国号为汉。在登基大典上，刘渊公开宣布尊奉季汉为正朔，并“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虽然刘渊并非蜀后主刘禅的后人，但他这种做法明显体现了受儒家“正统”观的影响，旨在向世人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匈奴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转变，是汉匈两族历史长期交往的必然结果，促进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及民族融合。通过这一历史性转变，匈奴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对中央政权的认同，更接触并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实现了从政治归属到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上的认同。

　　突厥与唐：从“封”“授”到

　　纳入中央政权治下

　　突厥是6世纪中叶兴起于新疆阿尔泰山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552年，强大的柔然汗国倒在了突厥的铁蹄之下，突厥汗国崛起，成为北方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突厥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时而对抗，时而敦睦的复杂关系，虽然双方有过短暂的冲突，但最终推动了突厥对中央政权的归属与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像阿史那社尔这样的突厥将领在烽火连绵的边疆建立了光辉的功绩，对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太宗的开明政策和广阔的人才视野招揽了大量英才，丝毫不回避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将领。贞观九年(635年)，突厥勇士阿史那社尔投附唐朝。唐太宗赏识阿史那社尔的勇武才干，不仅任命他为左骁卫大将军，更把皇妹衡阳公主嫁给他，封他为驸马都尉，以表示对他的尊重与信任。阿史那社尔感念唐太宗的知遇之恩，从此忠心耿耿，为保卫国家、守卫边疆立下了赫赫战功。

　　贞观十四年(640年)，阿史那社尔被任命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士兵驰骋沙场，平定高昌之乱。战后，其他将士都自行瓜分战利品，而阿史那社尔却未取分文。他没有因胜利而沾沾自喜，也未曾索取赏赐，始终将大唐的江山一统和民众的安康放在首位。唐太宗叹服阿史那社尔不慕名利、廉洁自守的品格，赐他宝刀、锦缎，并封其为毕国公，统领北门左屯营。贞观十九年(645年)，阿史那社尔随唐太宗远征高句丽。在激烈战斗中，阿史那社尔身中数箭，但依然奋勇作战。他所率领的部队也表现出色，最终大获全胜，回朝后阿史那社尔又被任命为鸿胪寺卿。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在征讨龟兹的战役中，阿史那社尔谋略超群，采取了分兵夹击的策略，成功俘虏了龟兹王，使唐朝声威远扬。西域各国纷纷遣使纳贡，归附唐朝，安西都护府也由高昌移置龟兹。唐朝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取得了基本统一西域的重大成果，大大扩展了唐王朝的治理范围。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驾崩，阿史那社尔听闻噩耗，愿以死相随。唐高宗念其劳苦功高且唐太宗遗嘱不许殉葬，阿史那社尔未能如愿。永徽六年(655年)，阿史那社尔去世，唐高宗追赠他为辅国大将军，赐谥为元，陪葬昭陵。

　　从草原到长安、从兵者到皇亲国戚，阿史那社尔的一生，可以说是唐朝与突厥交融的生动写照。他身为突厥贵族，在唐朝的军事和政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唐朝的繁荣稳定作出了显著贡献。而这得益于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唐朝通过和亲、盟誓、册封、互市等多种形式极大地改善了与突厥的关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此外，唐朝还在突厥故地普遍设置羁縻府州，使突厥逐渐融入中原政权的政治体系。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在突利可汗故地设置顺、祐、化、长都督府，在颉利可汗故地设置定襄都督府及云中都督府。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平定高昌后，设西州，同时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后迁至龟兹。657年，唐朝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分其地设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列置羁縻府州，向西达到波斯国，都属于安西都护府管理。长安二年(702年)，为加强对西域的统治，唐朝又在庭州设北庭都护府。广大羁縻府州的设立，加强了中央对漠北、西域的管辖，增强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匈奴、突厥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的主流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性。战争只是推动各民族融合的催化剂，并非民族关系的主流。当北方草原上的匈奴、突厥与中原之间的交流比较顺利时，双方的关系就比较友好，和平的环境和物资的交流会促进双方的，特别是草原上的繁荣，与中原之间文化和政治的交往，也以此为背景而不断加深。反之，战争给双方都造成无法承受的苦难。而不断加强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联系，才是千古不变的，是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自秦汉以来，在中华大一统的格局下，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通过各种形式持续进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大一统”的理念得到了各民族的认可，并融入各民族的灵魂深处。无论是哪个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会自觉归属为中国“正朔”，并将“大一统”作为其毕生政治追求的目标。从长时段的大历史视角来看，不论是战争，还是和亲，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作者简介：张贺森，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千慧，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研究实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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